正文 第六回：百日维新（87 (第1/2页)
毋庸置疑，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老臣在军政界精心设计的“以时间换空间，最终孤立慈禧太后，拥光绪真正亲政“的博弈计划是缜密而可行的，然而，由于光绪的浮躁不安，急于求成，导致这计划因翁同龢的开缺回籍而搁浅，更让翁同龢感到痛心的是，康有为等人挺而走险，矫旨并酝酿了一起“围园劫后”的阴谋，不仅彻底地破坏了他的计划，也使光绪背上“欲谋杀太后“的罪名被慈禧太后幽禁于中南海瀛台。
当维新宣告失败、光绪被幽禁、太后复出垂帘听政等不幸的消息传至江苏常熟，这位三朝元老、两代帝师，禁不住老泪纵横，整日念叨着曾经日夜相伴着的皇上，不上几年，忧郁而终。
不过，他的心血也有结晶，若干年后，袁世凯的新编陆军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走上了政治舞台，走向了共和。
正是因为翁同龢这段话，使袁世凯对康有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出于戒备心理，从这以后，凡是维新党的活动事宜，他不再出面，或仅是派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人参与。这次入京，原以为只是朝圣这么简单，想不到的是，一份所谓的“密诏”，把他卷入波峰浪谷之中……
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成为后人最为争议而带着浓重色彩的一笔。由于前中共首席理论家陈伯达著有《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袁世凯》这两本具有意识形态思维的书籍，故后来大多的正史或野史都把一代枭雄袁世凯钉在“窃国大盗、卖主求荣、开历史倒车”的历史耻辱柱上。
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告密？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几乎达成一致口径的事情经过是：戊戌年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请训后，当晚回天津即向荣禄告密……
除了这一说法外，也有史学家认为，袁世凯回天津后，并没有告密的动机与意向，因获悉太后发起政变的信息，为求自保，第二天才向荣禄和盘托出康有为等人“围园杀后”的计划，致使事件扩大化、尖锐化，虽说不是主动告密，但告密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不容质疑。
以上这两种版本，情形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时间与性质上的区别，前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的告密引发了慈禧太后的政变，后一种说法是撇清了政变和告密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然而，随着人们不断地挖掘，一些历史真相也就浮出了水面。根据袁世凯写给胞兄袁世勋的家信可以看出，百日维新中，袁世凯确实是充当了告密者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尤教人吃惊的是，告密地点不是在天津，而是在当时杀气腾腾的京城。
维新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以失败告终，反思之余，人们往往把光绪革掉六部堂官的事件视为是慈禧太后搞政变的引火索，都忽略了一个反变法的急先锋，他就是杨崇伊，清代光绪六年庚辰进士，字莘伯，江苏常熟人，由庶常授编修。
杨崇伊和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是亲家，来往甚密。甲午国耻后，李鸿章被逐出权力圈，待在贤良寺冷眼观世，所以，他对维新党很不以为然，甚至背地里散布一些不利于变法的言论，这对崇拜他的杨崇伊而言，影响力非常之大。
1895年11月，杨崇伊由翰林院编修转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就职后迫不及待地向维新党发起了进攻，上疏弹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请饬严禁。
翌年1月20日﹐强学会遭朝廷封禁，改为官书局﹐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分学务﹑选书﹑局务﹑报务四门，因失去了原有的宗旨，形同虚设的上海强学会即自行解散。
首次舔到血腥的味道，处在亢奋之中的杨崇伊，就像一只嗷嗷叫的饿狼，又扑向下一个猎物。
1896年2月，杨崇伊上疏攻讦帝党中坚、翰林院侍读大学士文廷式。罗列的罪名谓……“遇事生风，常在松筠庵廣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聊名人奏。并有与太监文姓结为兄弟情事……指使安维峻言事，安发谴敛银万于送行……”等等。
玉铭行贿买四川盐道使一案，珍妃纳贿事发，慈禧太后杖罚并幽禁珍妃后，又审太监文德兴，杖打四十并遣送到打牲乌喇，随后就地处死。
此案已过一年有余，今杨崇伊却揪住此事不放，弹劾文廷式身为谨妃和珍妃的老师，居然和太监文德兴称兄道弟，里外勾结，致使太监、珍妃卖官鬻爵，败坏朝纲，影响之恶劣，令人发指，应严惩不迨云云。
自甲午中日开战以来，以翁同龢、李鸿藻为核心的帝党，一举瓦解了后党李鸿章经营三十多年的淮系集团。
跟着，帝党乘胜追击，又扳倒了最具代表性的后党主和派大臣，对战时内靠慈禧太后，外当李鸿章主和路线枢纽，军机大臣孙毓汶及徐用仪。
这样一来，帝党似乎占了上风，大有扭转乾坤的气势。然而，局势容不得乐观，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马上反扑过来，先是把珍妃褫衣廷权，贬为贵人，继而废黜帝党大臣志锐、安维峻、汪鸣銮、长麟等人，从而扫清了帝党外围的障碍。
杨崇伊这份奏折，可以说是后党向帝党发起了总攻的信号。
文廷式，光绪十六年成进士，授编修，逢二十年大考翰詹，经光绪帝复看卷时专书珠谕干预，亲自提擢，钦定廷式一等头名，由编修上升为翰林院侍读大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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