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回：百日维新（87 (第2/2页)
　　
　　不久，又派他稽查右翼宗学，教习庶吉士，协同内阁看本，署大理寺正卿等职。一时“圣眷”握厚，引人注目。
　　
　　他是忠实的帝党人士，志在救世，遇事敢言，与黄绍箕、盛昱等列名“清流”，与汪鸣銮、张謇等被称为“翁门六子”。
　　
　　帝党崛起时期，他一直为翁同龢出谋划策，力斥后党，尤其是在李鸿章的问题上，他撰文怒斥其媾媚辱国，丧心病狂，字里行间，隐然有继翁同龢之后新一代帝党领袖之威望。
　　
　　然而，二月激流，一下子冲垮了帝党这棵参天大树。
　　
　　杨崇伊一张轻飘飘的疏章，对后党而言，却是一把无比锋利的匕首，深深地刺入了帝党人的心脏，结果，文廷式被革逐回籍，永不叙用。至此，帝党精英大多被废黜，损失惨重，因而光绪和翁同龣这对师徒，成了后党釜中的游鱼，摆脱不了被煎熬与宰杀的命运。
　　
　　戊戌变法第四天，翁同龢被开缺回籍，这意味着帝党已失去了卷土重来的资本，为此，杨崇伊认为飞黄腾达的机会到了，更加有恃无恐，恣意寻衅事端。七月下旬至八月初，他往返于津京之间，联络后党，传达信息，谋划策略，为太后训政之事奔疲于命，不遗余力。
　　
　　策划太后训政的帝党人物有直隶总督荣禄、庆亲王奕劻，刚毅、怀塔布、立山等王公大臣，还有部分介于帝后党之间的官员。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沉瀣一气，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以便终结光绪“将法尽变，废黜荒谬昏庸老臣”的新政。
　　
　　帝后党争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凭心而论，尽管帝党已呈颓势，慈禧太后也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老人自然懂得：各派势力之间既要有一种平衡又能够相互制约，这样的局面才能长治久安。当年，她就是善于驾驭这种政治平衡术，将恭亲王奕訢、奕環及汉人曾国藩、胡林翼等王公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她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同时，又调帝党重要人物王文韶入京为军机大臣。
　　
　　光绪戊戌年锐意变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经过她默许的，直至六部堂官被免事件，触犯了她的权力底线，虽说一些王公大臣跪在她的面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她还是保持沉默，毕竟光绪四岁被抱入宫嗣养了二十多年，不是亲生也有着深厚的母子之情呵！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权衡之下，她不可能因为几个部官那廉价的眼泪而致母子反目成仇的，从怀塔布等人不能官复原职就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和光绪之间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
　　
　　假如从这以后，光绪改正事孝，执政不再有超乎异常的举动与措施，他还是亲政后的光绪，并不存在着皇位且不保的危险，正象慈禧太后对庆亲王奕劻说：“由他办去，俟办不出模样再说。”这句话的份量，并非含有讥讽与蔑视，而是出自于内心的一种宽容与支持。
　　
　　然而，世间没有假如，光绪就是光绪，这个外表看似孱弱的年轻人，内心其实具有强大的叛逆意识，他非想把这个天捅个窟窿不可，就在变法步履维艰之时，中国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个在日本推行维新，仅用十多年时间就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的政治能臣，戊戌变法期间，他辞掉首相之职后，突发奇想地来中国观光。他的到来，给维新党人注射了一支高度的兴奋剂，许多官员纷纷上书，奏请将伊藤博文挽留于京城，待以客卿之礼，有人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为相，并提出了一个“合邦”的大胆假想。
　　
　　光绪对伊藤博文这样的政治狂人也是深感兴趣，经不住维新党人的撺缀，同意择日约见伊藤博文。本来，作为一国之君，约见一个访华的外国人，是一件正常外交的事儿，问题是伊藤博文是个有着政治敏感的人物，他曾经领导日本人在甲午年打败中国，逼使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可以说，他是中国人的宿敌，杀他一万次也不足以洗甲午之国耻。
　　
　　可是，光绪也是一时昏了头，居然把自己的仇敌捧为座上宾。这一约见，且不说引起了国人的无比愤怒，也犯了慈禧太后的大忌。
　　
　　这一轻率的决定，让后党集团逮住了一个请慈禧太后训政的充分理由。
　　
　　慈禧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八月初三日，杨崇伊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蕲代奏，奕劻有难色，杨崇伊威胁他道：“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
　　
　　奕劻听之果然畏惧，只好答应带杨崇伊至颐和园见慈禧太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也合是光绪的劫数难逃，慈禧太后本来不想看，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或是给奕劻一个面子，勉强道：“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
　　
　　太监李莲英应声从杨崇伊手里拿过奏折递上，慈禧太后展开一看，奏折写道：
　　
　　“…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难，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拏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