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回:百日维新(14) (第1/2页)
　　
　　除了康广仁受审有可能泄密外，还有一个蹊跷人物就是杨锐。
　　
　　他原是封疆大臣张之洞的门生、幕僚，颇受张之洞的器重，他入军机处，就是张之洞一手周密安排的。
　　
　　据晚清重臣李鸿藻的重孙李宗侗证实说，杨锐确是香帅(张之洞)的“坐京”，另有电文稿显示，杨锐每月领取张之洞百两银子，名为扶助，实为活动经费。
　　
　　月供百两银子，对当吋国库空虚的大清朝而言，是一笔数目不菲的进项，同样是“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身为山东道御史，一年的薪水仅两百余两。
　　
　　“坐京“一词，若按现之的说法就是“驻京办”，说得难听一点，杨锐是张之洞楔入光绪及维新党人中的一枚棋子，专门为张之洞搜集、刺探京城的政治情报。
　　
　　综上所述，杨锐既是张之洞的耳目，那么，光绪密诏的事儿以及维新党人的“围园杀后”的计划，自然早就搁置在张之洞案几上了，成为不是秘密的秘密。
　　
　　另外，林旭也是泄密的嫌疑对象，因为他是荣禄推荐入军机处的，任职章京后，荣禄经常教诲他，遇事务必征询老臣们的意见，不要恃才放旷，意气行事，口吻如同长辈，可见关系不同一般。
　　
　　种种迹象表明，维新党人龙蛇混合，“戊戌六君子”也非铁板一块，并不存在着真正的志同道合的关系，而是来自各个阵营的代表人物，或许是历史的偶然，慈禧太后出于睨睥天下的权谋，把他们一块儿“炖“了，可这一“炖“，“炖“出了“戊戌六君子”的美名，荡气回肠。
　　
　　从初八日清晨开始，慈禧命步军统领崇礼率三千将士，四处逮捕“新党”人物，继康广仁之后，张荫桓、徐致靖、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先后被捕，逃去日本的有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毕永年等人，宋伯鲁化妆潜至上海，后亦落网，王照在日本和康有为意见不合，这个扳倒六礼官的官员，最终作出了回国自首的人生抉择。
　　
　　十一日，给事中高燮曾等七人联衔上奏请从速处置，翌日，御史黄桂鋆又上折请杀张荫桓等，朝廷并未回应。
　　
　　直到十三日午前，尚无半点消息，到了中午，情况骤起变化，一阵闷雷从紫禁城上空滚滚而过，预示着一场血雨腥风即将到来。
　　
　　午后，刑部里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戒森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崇礼，调京旗各营健卒，在刑部署外驻扎，如临大敌，前门、顺治门一带，皆派兵巡防。
　　
　　不一会儿，军机大臣兼监斩官刚毅驾到，传齐五城司坊官，预备囚车、刽手青衣等，接着，满汉提调官员率队分头赴南、北监狱，将谭嗣同、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康广仁解至提牢厅，跪听宣读上谕毕，即饬执刑队带赴法场。
　　
　　有的史书说，北京菜市口杀过文天祥、袁崇焕等名人，这就错了，自元至清，北京的刑场不同，南宋遗臣文天祥抗元被捕，斩于北京柴市口;明朝名将袁崇焕被冠上“叛逆罪”被凌迟于北京西四牌楼。
　　
　　北京菜市口是清朝所设的法定刑场，每年秋后处决，皆于此地，行刑毕，在地上洒上炉灰，盖住血迹就卖菜，故名菜市口。
　　
　　菜市口刑场在宣武门外，犯人经刑部审核确定，从宣武门出去的，绝不生还，人们称为“死门“。
　　
　　宣武门的城门洞顶上刻着三个大字儿：“后悔迟”，言下之意是等着收尸吧，后悔也迟了。
　　
　　清代许承尧曾写诗《过菜市口》颇具声色：“薄暮过西市，踽踽涕泪归，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
　　
　　此时，刑场看台上，人山人海，水挤不通，当囚车缓缓而来，夹道两旁，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破口大骂，甚至往六君子身上砸蔬菜，扬黄沙……
　　
　　因为出于愚昧的意识，他们认为走上刑场的人，都是罪孽深重的歹徒、奸臣，杀之不足以泄民愤。
　　
　　第一个喋血的是31岁的康广仁，他早就吓得脸如土色，头颅落下，热血喷涌。
　　
　　跟着，是33岁的谭嗣同，这个在六君子中唯一称得上视死如归的硬汉，就义前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第三个是23岁的林旭，因为他是两广总督沈葆桢的孙女婿，又有荣禄暗里疏通，慈禧太后也怜他年少才高，本不想杀他，但林旭被捕后仍固执己见，唇枪舌剑，力保光绪，这下惹恼了慈禧太后，遂下斩立决。不过，他享受特殊待遇，穿官服受刑。
　　
　　林旭之后是杨深秀，因麻绳紧勒喉结，死前没有半点言语，时年50虚岁。
　　
　　第五个是四川绵竹人，41岁的杨锐，下囚车时，他说：“糊里糊涂地死，真是死不瞑目。”
　　
　　但见刀光一闪，头颅落地，血吼丈余，知者谓是冤愤之气。
　　
　　最后一个是39岁的四川富顺人刘光第，他在刑部任职多年，深谙大清刑律，质问监斩大臣刚毅，缘何不审而诛?刚毅不答，以至其死，尸身不倒，观者惊惧不已，不无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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