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回：百日维新（6） (第2/2页)
　　
　　这是清代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宦海风波，史称“六堂官罢免”事件。
　　
　　第二天，光绪又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
　　
　　袁世凯在晚清“戊戌变法”这部大型历史戏剧中将近尾声时才跃入人们的视野，并且成为热门而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事实上，并不像康有为所说，是他把袁世凯拉入来的。《明定国是诏》颁布前后，
　　
　　光绪为了推行新政，不拘一格，大胆用人，尤其是博通时务的新学人才，一经廷臣保荐，即予以擢升。
　　
　　从朝鲜十二年风雨飘摇中走出来的袁世凯，有着不同寻人的政治嗅觉，认为春雷一响，这是自己破茧而出的契机，因而从戊戌年六月份起，他就暗中派出心腹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人入京城，四处活动，寻找扩展权力的空间。
　　
　　之前袁世凯通过翁同龢的关系和康有为相识于京城，两人的维新观点也有很多神似之处，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就是袁世凯帮其上递的，后袁世凯赴小站履职时，康有为还为他设宴饯行。
　　
　　有这样的交情，袁世凯为何不直接和这个皇帝的“红人”谋面呢？
　　
　　其实，袁世凯能看得出来，康有为的维新之策略虽然得到光绪的认可，但其人并未得到朝廷的重用，受到光绪约见也是唯一的一次约见后，康有为的官衔仅算是平职调动，所不同的是六品总理衙门行走，而袁世凯此时已是实授三品大员，不必要屈尊拜倒在一个小吏的门下，另外，翁同龢离开天津前谈及康有为的人品，对袁世凯也起着警示的作用。所以，他另辟蹊径，攀上了光绪身边真正的“红人”徐致靖，这个内阁侍读学士是继翁同龢之后，深受光绪所倚重的维新派大臣。
　　
　　六月中旬，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通过亲戚言敦源的关系来天津小站，名义上是看部队操练，实则上是受徐致靖和维新派的重托来联络袁世凯的。本来，徐致靖深知军队对维新变法的重要性，劝王照去游说其把兄弟、拱卫京津门户的淮军将领聂士成，但遭到王照以“无端天下之兵”的理由拒绝，无奈之下，只好把目标转移在袁世凯的身上。
　　
　　当言敦源把徐仁录来小站的消息向袁世凯透露后，心思缜密的袁世凯马上猜准了他的来意，一方面他命徐世昌去天津总督衙门向荣禄汇报此事，因为他知道荣禄在小站安插了不少耳目，他和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在荣禄的监控之中，另一方面他授计徐世昌和言敦源，如此这般地接待徐仁录。然后，他有意避开，躲在家里。
　　
　　这样一来，既不会引起荣禄的警觉，也不得罪维新派，实为“一石两鸟”之计。
　　
　　这徐世昌、言敦源是何许人呵，既有政客的手段，也有幕僚的谋略，一会儿唱双簧计，一会儿摆迷魂陈，把举人出身的徐仁录哄得服服贴贴，灌得晕头转向。
　　
　　徐仁录在小站受到热情招待，回京后洋洋自得，除了吹嘘自己的才能外，还拍着胸脯说袁世凯对皇上忠心耿耿，赞成新政。正是因为他这一夸大其词，后致光绪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也让袁世凯差点被慈禧太后认为其是维新党欲治罪。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大骂徐仁录的误导之过，袁世凯也恨之，当上总统之后还问起徐仁录的行踪，言敦源见袁世凯耿耿于怀，暗里为徐仁录通风报信，此时化名当上了县主事的徐仁录，闻讯大惊，连夜挂印潜逃。
　　
　　9月11日，徐致靖向光绪递上《密报练兵大员疏》，保荐袁世凯，盛赞袁世凯驻朝鲜十二年，文韬武略，不畏列强，统率营兵，屡平叛乱，回国后编练新军，成绩斐然，然囿于小站，恐屈于经纬之才。疏里建议光绪特予召见，破格擢升，扩大练兵规模，独当一面，使之能成为大清劲旅。
　　
　　袁世凯新建陆军的声名，光绪早有耳闻，今见徐致靖的奏折，不由龙颜大悦，当即发出上谕，致电荣禄，通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