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回：百日维新（1） (第2/2页)
　　
　　这个名动天下的历史人物，除了组织“公车上书”外，还以个人名义前后给光绪皇帝上过七次书。
　　
　　清光绪十四年秋他写的第一封奏书并没有到达光绪的手中，因为军机处的官员认为措辞过激，思想极端，所以截留了。
　　
　　科考落第，上达圣听又断云路，康有为只好怀着悲愤忧郁的心情离开北京，回家著书立说。在他的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完成《孔子改制考》。
　　
　　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
　　
　　消息传到北京，正在参加第三次科举考试的康有为十分愤怒，他起草了一份万言书，邀集在京应考的各省举人1000多人，准备联合向朝廷呈递。这就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这次上书之所以夭折，是因为康有为此时已知自已金榜题名，他和其他中榜的举人一样的心态，害怕因此被朝廷取消了功名，所以不敢把“万言书”向上呈递。
　　
　　“公车上书”只有开花没有结果，但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为康有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然而，不满足于虚名，抱着狂热政治野心的康有为，待“公车上书”的风波平息后，他把万言书略做修改，以个人的名义呈送皇帝。
　　
　　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终于转到光绪的手中，光绪看后下令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尽管各省督抚对变法态度暧昧，甚至极力反对，康有为也为之一振，坚持自己的主张。
　　
　　第四次上书，身为工部主事的他，遭到了自己的上司工部保守堂官的拒绝，为此，他愤然辞去官职，组织强学会，宣传变法。
　　
　　由于康有为的几次上书广为刊行，他在上流社会中已经成为知名人士，故得到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人的资助，并名列会籍。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一次来到北京，第五次给光绪上书道：“……列强瓜分中国，已如箭在弦上，十分危急。如此下去，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可不得矣。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侍，人无固志，奸宄生心，乱机四伏，陛下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也……”
　　
　　局势岌岌可危，变法维新势在必行，万万不可延迟，康有为的奋臂疾呼，引起翁同龢的重视，他认为当今皇上正是需要这样敢于担当、勇于革新的人才，所以把康有为引荐给了光绪皇帝。
　　
　　光绪想召见康有为，但遭到恭亲王、荣禄等人的劝阻，他们的理由是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能接见。按祖宗的惯例，光绪只好委托翁同龢、荣禄、李鸿章等大臣在总理衙门代为接见问话，进行了一次关于变法问题的辩论。
　　
　　正月初八，康有为向光绪递呈其所著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政考》。
　　
　　接着，他又趁热打铁，第七次上书光绪，劝他仿效沙俄彼得大帝，师夷之长技，发奋图强，重振大清之雄风。
　　
　　1998年6月11日，光绪终于颁布了《明定国是诏》：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实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唯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晓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既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奋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敦敦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