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1.放着那么多好书不读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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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声：放着那么多好书不读，为啥有中国人甘愿沉迷于低俗内容？
　　
　　2018-04-15库叔新华每日电讯
　　
　　当下，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文化快餐”的时代。各种电子产品、网络游戏占领了人们大多数课余、业余时间。
　　
　　年轻人大喊着“诗与远方”的口号，却很少有人愿意经常逛逛书店、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
　　
　　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晓声做客库叔说，他说：“仔细想来，书籍影响了我。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接近生理反应的习惯——睡觉之前如果不翻几页书，会很难入眠；如果出行没带读物，就像烟民没带烟。”
　　
　　1书籍，最好的启蒙老师
　　
　　我很幸运，我的外祖父喜欢读书，为母亲读了很多唱本，所以，虽然母亲是文盲，但能给我讲故事。
　　
　　到少年时期，我认识了一些字，看小人书、连环画。
　　
　　那个年代，小人书铺的店主会把每本新书的书皮扯下来，像穿糖葫芦一样穿成一串，然后编上号、挂在墙上，供读者选择。
　　
　　由于囊中羞涩，你要培养起一种能力——看书皮儿，了解这本书讲的故事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从而作出判断，决定究竟要不要花2分钱来读它。
　　
　　小学四、五年级，我开始看文学类书籍。
　　
　　从1949年到1966年我上中学，全国出版的比较著名的长篇小说也就二十几部，另外还有一些翻译的外国小说，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五六十部。我差不多在那个时期把这些书都读完了，下乡之后就成了一个心中有故事的人。
　　
　　从听故事、看小人书到读名著，可以说这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听过故事的人很难对小人书发生兴趣，长大以后自然也不会爱读书。可见，家庭环境对培养子女阅读习惯有多重要！
　　
　　好人是个什么概念？好人是天生的吗？我想，有一部分是跟基因有关的，就像我们常说的“善根”。但是，大多数人后天是要变化的，正如三字经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当年，我们拿起的任何一本书，有个最基本的命题，就是善，或者说人道主义。我们读书时，会对书中的正面人物产生敬意，继而以其为榜样，他们怎么做，我们也会学着做。学的多了，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这条路。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读了很多好书，他很可能是个好人。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书籍对自己的改变，在“底色”的层面影响了我。因此，我对书籍的感激超越常人。
　　
　　2兵团时期的幸运际遇
　　
　　佳木斯市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总部所在地，兵团战士报也在那。当时我们的文艺氛围也非常好，文化生活非常丰富。
　　
　　当时全国有很多兵团，但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其他地方的太不一样。黑龙江兵团有48万多人，主要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大城市的知青，有老高三还有大学生。同时，还吸收了部队重视文艺和文化工作的传统。
　　
　　我们不但有兵团战士报，甚至每个连队都有宣传队；团一级的宣传队水平很高，有的甚至可以排全本的样板戏，包括舞剧；师一级宣传队，可以和市级的歌舞团相媲美，甚至水平更高。
　　
　　有一年，9、10月份，哈尔滨市举行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团的文艺大汇演，将近一千多兵团宣传队员集中在这里，穿着草绿的军装，虽然没有肩章帽徽，按今天的说法，都是颜值很高的男女知青，甚至惊艳了当时正在哈尔滨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
　　
　　我们办油画班、国画班、版画班、小说创作班、诗歌创作班、曲艺班，这些知青后来大多当了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的教授，或是进入了国家各类的演出团，还出了许多画家。
　　
　　另外，我们不但有自己的报纸、组织知青进行创作，而且还被外文局的工作人员翻译成外文，与人民画报等知名刊物一起上了飞往外国的航班，在那个时期就“走出去”了。
　　
　　然而，我的同代人十之七八可能除了课本没有摸过任何书籍——由于各种困难，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与书籍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非常遗憾！
　　
　　那时候，书可是宝贝！当年的人口是7亿5千万，假设当年的一本最畅销的书籍发行100万册，这意味着700个人里才有1个人可能买到这本书。
　　
　　但是，实际情况是，在普通中学里，一千四五百名学生中，喜欢读书的最多不会超过10个。
　　
　　这常常使我思考：如果当年爱读书的青年比例更高一些，中国社会的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3命运因“华山论剑”而改变
　　
　　复旦的老师从上海飞到佳木斯，在兵团战士报上看到了我的一篇小说，就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到黑河、再到我们团。
　　
　　那时，我正在木材加工场抬木头，团里通知我，有一位上海来的朋友要见你，要跟你聊一聊。我以为是搞外调的，可能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我没听说过复旦大学，也不认为它是好大学。而且，我对上海的印象也不是很好，所以也没有当回事。
　　
　　他跟我谈文学——你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吗？又问我怎么评价他的著作。
　　
　　两个人可以在那么高的层面上没有顾忌地谈论这个问题，有点华山论剑的感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他嘱咐我，以后不要说任何类似的话，在三四个月内你不要做什么错事。但是，他没告诉我三四个月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回到连队时，有上海同学问，你见的是上海什么人？我说复旦大学来的。
　　
　　我复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他们扼腕叹息，你错过了一次机会，那肯定是面试。
　　
　　几个月后，我们团就接到了通知书，而且通知书注明必须是我。
　　
　　在当时，如果团里认为这个人不适合，可以把这个名额给别人。
　　
　　但是，既然注明必须是我，就意味着不能转让——如果我不去，这个名额就没了。你想，这是多大的幸运！
　　
　　现在想，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复旦大学老师为中文系招生时，和我谈文学，若讲不出来，就将错过这个机会；当你的言谈内使他多少有些惊讶的时候，这个机会和你就发生了关系。而我正好读过一些书。
　　
　　4
　　
　　说到底，跟钱有关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很多暴力、色情等不良内容。
　　
　　这是网络文化产生以后，全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一点，外国人很快就从这个泡沫中摆脱出来了——他们过了一把瘾，明白电脑和手机只不过是工具，没营养的内容很浪费时间；而且，这些不良内容就像无形的绳子，套住你品位使劲往下拽，往往还是“下无止境”的。
　　
　　如果我们的亲人和朋友们也成了这种低俗文化娱乐的爱好者，你也会感到悲哀。
　　
　　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新文学时期”，那些情况基本没有。当时，我们这代作家30岁左右，铁凝和张炜等人二十六七岁。他们现在依然在写作，基本上还是秉持着那个时期的原则。
　　
　　后来，文学现象出现了一些变化，这跟版税有关。到了网络时代，归根到底，还是跟钱有关。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想着钱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好莱坞那些编剧和导演们，在决定拍什么电影之前算得很精，他们会考虑票房。
　　
　　从写作动机来看，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作者判断受众最爱看什么、潜意识里盼着看什么，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作品中加入这些元素，从而提高发行量和版税。
　　
　　第二种作者不甘于一味讨好受众，而是希望影响受众、提高他们的品位。那么，就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批评者，要作为一个高质量内容的提供者。这么做，读者可能会少一些，作者的收入也就会减少。
　　
　　第三种作者只管写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其他一概不论。
　　
　　我们这代作家大部分是后两种。我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还想要去影响读者——文学应该是真善美的，我就有幸受到过这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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