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回:坐镇山东(5) (第2/2页)
　　
　　吃了大亏，蒋楷恼羞成怒，于九月八日（10月12日）向省衙请兵。九月十日（10月15日）济南知卢昌诒、候补知府袁世敦奉省宪命率马、步官兵各一营驰抵平原。
　　
　　袁世敦是袁保中的嫡出二子，长子袁世昌早夭，在项城袁氏家族中虽非长子却是“长门”。他生得和袁世凯有几分相似，但志大才疏，好大喜功且心胸狭獈。因文不成武不就，只好捐了个“盐大使”的虚衔。虽是虚衔，也是正“八品”，可以得到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想补实缺，须到吏部报到，也就是“投供”。当时袁世凯已经是朝廷大员，自然出力为这位“长门不长子”的哥哥“投供”，有了这层关系，袁世敦被吏部分发到淮北候补。
　　
　　张汝梅和袁世凯关系很好，出任山东巡抚后，马上把他调到山东，秘密保奏他为候补知府，管代营务处兼巡河工。毓贤接替张汝梅之职后，对他的关系明显见疏了。
　　
　　见官兵压境，当夜，朱红灯率众转移到“森罗殿”，卢指挥马、步官兵800余人由县城出发分三路向“森罗殿”进剿。这时，义和团已集众2000余人，于中途截击官兵，袁世敦抽刀督战，奈何义和团人多势大，敌不过，伤亡六、七十人后，便败退至平原城外。其实，义和团也是损失惨重，一首领王子龙战死，为避免更大的伤亡，义和团主动撤出“森罗殿”，退回茌平。待官兵卷土重来时，义和团已不知所踪，气急败坏的袁世敦，为掩败迹，枉杀大芝坊村民裴锦才等4人，回城虚报战功。
　　
　　不料，此事露馅，被人弹劾，毓贤一怒之下，上报朝廷，革掉了袁世敦和蒋楷的职。
　　
　　平原事件，使毓贤深知义和团这蔓延而来的野火无法扑灭，也感到外国教会势力比义和团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因此，他对义和团的镇压就不像以前那样卖力了，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
　　
　　他在处理平原事件奏报中说：“教堂收纳教民，鱼肉良儒，凌轹乡邻。睚眦之嫌，辄寻报复，又往往造谣倾陷，百姓遂多不服，而地方官办理洋务交涉，多以迁就了事，每接彼族指拿之信，大半逢迎教士，曲从其意。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团结民心为要图。”
　　
　　在他的授意下，济南知府卢昌诒亲往平原县招抚义和拳，于是，山东各地义和拳、大刀会等拳民组织一律改称“民团”，并允许朱红灯所部义和拳的旗帜绣有“毓”字。自此，山东风起云涌，义旗猎猎。
　　
　　正当山东义和团从非法组织转型为合法团体时，有人密报，朱红灯自称是明朝皇帝的后裔，暗中从事“反清复明“的政治活动，毓贤大为恐慌，暗里调来清军马金叙的军队前来镇压。
　　
　　马金叙，字丽生，蒙城县移村乡马圩村人，自幼习武，刀马娴熟，16岁投刘铭传部镇压捻军，由棚目累迁总兵。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中，为四川提督宋庆先锋，统领毅军4营，扼守安东（今丹东）县境虎耳山。25日，日军来犯，鏖战多时，他负伤20余处，所部伤亡过半，终因无援而退。此后，相继在析木城、海城、摩天岭等地抗击日军，被称为虎将。他有四子，个个武艺高强，作战勇猛，后在庚子年掩护慈禧太后和光绪西逃中，擒获数名八国联军，为溃败的清军挽回了一点声誉。
　　
　　且说山东诸路义和团被官府招抚后，龙蛇混杂，泥沙俱下，未免内部相互积怨成仇，内江的事儿时常发生，朱红灯一则看不惯这种场面，另则或多或少地听到官府欲围剿他的风声，便率一千多名拳民回茌平一带地方活动。
　　
　　11月17日，朱红灯和心诚和尚在博平华岩寺(又称花园寺)会师。
　　
　　在华岩寺，朱红灯因内部事务与他的左哨发生了冲突，朱红灯身负重伤，只身来到茌平县五里庄躲避疗伤
　　
　　清军统领马金叙带兵进入博平县，大肆搜捕义和团首领，经再三探查，得知了朱红灯的下落。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11月21日的夜晚，马金叙率清军扑向了朱红灯藏身养伤的五里庄，朱红灯转移未及而被捕。在查获的朱红灯与北方义和团来往信件中，发现有“明年四月初八攻打北京”的计划。
　　
　　马金叙又以利诱的方式收买了本明和尚的外甥，通过他探听到心诚和尚已转移到高唐县后杨庄。于23日夜晚，马金叙率军急赴后杨庄逮捕了心诚和尚，之后义和团的其他首领于清水、关东岭等也相继被捕。
　　
　　朱红灯、心诚和尚被捕后，其部下在王立言的率领下继续坚持斗争，两次攻打了禹城的天主教总堂--韩庄教堂。
　　
　　朱红灯的六弟朱灯红和张国宝则率领百余名团民活动于夏津一带。12月11日禹城义和团在十甲屯韩庄“闹教”被清军驱散，团民大怒，将禹城县内17处教堂全部砸毁。
　　
　　义和团一系列疯狂的报复行动，使外国神甫及教民如弹弓之鸟，哀叹着自己末日即将来临。为此，外国公使纷纷向清廷抗议，甚至用武力恫吓。清廷迫于洋人的压力，谕旨饬令毓贤赴京，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督率正在山东军事演习的武卫右军，控制山东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