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回：百日维新（9） (第2/2页)
有人说，她待光绪心如毒蝎，名为还政实则是在垂帘听政，这话颇失公允，诸如：甲午年光绪主战，她反对了吗？戊戌变法前期，她阻拦了吗？光绪一下子革掉六位堂官，这是大清王朝从未有过的事儿，她干涉了吗？没有，恰恰相反，她对这个有血性、敢做敢为的爱新觉罗的子孙，寄托着一种期待的精神慰籍。
之所以她时不时地过问朝廷的政事，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小皇帝还嫩得很，趁着自己的神志清醒，扶他上马再送一程。没想到，刚上了套的马儿一出道，就尥了蹄子，这怎不教她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时候的慈禧太后听了杨崇伊的上奏，虽说在气头上，但她还是认为光绪这样做，是受到了奸佞之徒的迷惑、毒化，故她召集一些心腹大臣商议，初衷是清君侧，速逮康有为兄弟问罪，借以纠正光绪执政的“越轨”行为。
敌强我弱，维新党人简直是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地睡觉，一直严密地窥视着颐和园的动静，现见后党人士出入频繁，气氛异常，不由警觉，揣猜不一。于是，一会儿传来慈禧太后欲借天津阅兵时搞政变，废黜光绪的消息；一会儿又有太后在颐和园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欲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傅俊以承大统之说词。一时，风声鹤唳，大有山雨欲来，乌云压城的恐怖气氛。
说起戊戌变法，历史教科书总喜欢把光绪、康有为、梁启超捆绑在一起，好像他们三个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其实光绪跟他俩只是各自见过一面。若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变法的核心人物，未免抬举了这师徒俩。
事实上，光绪真正倚仗的是“军机四章京”──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这几位具有一定官场经验的年轻新锐，名日章京，实为宰辅，大多数的改革政令议案都是由他们提出。
当然，康、梁二人也并非毫无影响力，因为他们和四章京中的谭嗣同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可否认，谭嗣同的许多提案，都有康有为的影子存在。
治大国若烹小鲜，纵观历史，任何改革的推动，都会遇到不同政见的阻力，关键是如何妥善地化解这些矛盾？尤其是在主弱臣孤的险象中，适当妥协或绕道而行，倒是一种迥回的明智之举。
然而，不谙政治游戏规则的康有为遇到阻力时，显得过于粗暴又幼稚，他唯一一次被光绪召见的时候，遇见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荣禄，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应道：“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
荣禄复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这番对话，无疑是帝后党争的缩影，面对着康有为咄咄逼人，杀机毕露的真面目，怎不教荣禄毛骨悚然，随之反戈一击？
口无遮拦，泄露了军机且不说，急于求成的鲁莽想法，也暴露了维新党人不成熟的弱点。
随后，康有为等人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意欲架空旧有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等部门。
这一建议遭到慈禧太后的否决后，他们又异想天开，提出聘请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担任大清顾问，赋与他政治权力推动改革，并结合美、英、日，加上中国成为一个合邦政体！
大部分官员尤其是后党大臣听到上述这些消息，几乎都炸锅了！就连“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曾几次力劝光绪驱逐康有为出京，免得留下祸根，为太后训政所乘。或许是光绪采纳了杨锐之言，或许是他听到慈禧太后要擒杀康有为的风声，光绪写了一道手谕让林旭带出宫。
这不是什么衣带诏，充其量仅是一份普通的皇谕，日：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康有为读罢大哭，像上次密诏一样，误以为皇上已在危险之中，才暗示他出逃。君忧臣辱，君辱臣死，悲怮之余，他召聚维新党人，商议拯救皇上计策。
几经密谋，“围园杀后”的计划终于出炉了。
初拟的步骤是由杨深秀给光绪上奏折，要求开掘颐和园内的“秘密金库”，为变法提供必需资金支持。
当然，所谓的“秘密金库”是虚拟的，目的是便于唐才常的敢死队员化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太后，然后清洗后党人士，全面推行新政。
擒贼先擒王，乍看是一条捷径，然而，区区百多人的敢死队攻打颐和园，且不说太后身边不乏有忠勇且装备精良的卫队，战事若起，后党控制下的御林军必神速驰援，如此胜算无疑是近于零。
就在维新党人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徐致靖、康有为等人想到了袁世凯，他们有理由地相信，袁世凯是支持维新变法的，况近日又被皇上擢升官阶，出于感恩心理，见诏知皇上有难，他必起兵勤王。
基于这样合乎情理的逻辑思维，康有为等人遂修改并补充了“围园杀后”的计划，然后派谭嗣同去法华寺，说服袁世凯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