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八十二章 李杨爱情 (第2/2页)
首先是李杨爱情故事流传长盛不衰的原因。
怎么说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李杨爱情故事汲取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从政治领域走进了文学圣殿。
唐祚以降，历代佳作迭出，李杨爱情被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人采取不同的艺术形式以表达不同思想感情。
在时间上，李杨爱情这一题材贯穿唐宋元明清朝代，在空间上，李杨爱情这一题材渗透于诗词文曲诸体，显示出这一题材的巨大张力。
兰州大学张勇敢的《论李杨爱情张力性品格》和安徽师范大学陈慧敏的《论李杨题材在中国戏剧中的多重演绎》都对这一问题有过探讨。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识。
当然，这也包括李杨爱情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传奇色彩。
像是翁媳之情，违背伦常，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伦理型的文化背景下，玄宗算是惊世骇俗。
这种一反常规的“异情”、“艳情”，反过来刺激了文人们内心的创作欲望与创作灵感，引起他们猎奇涉艳的兴趣。
以及李杨爱情故事所蕴含的人性色彩。
因为李杨情事不仅是某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更是种人性现象、情感现象。
作为前者，一切荒淫误国的帝王后妃之情都应受到批判，正如白居易所言，“盖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所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
而作为后者，它又常为人们理解和同情。
在“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王臣”的皇权制下，皇帝表面上享有极端自由，同时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不断被神化的过程中，也泯灭了其作为普通人的血性。
诚然，李杨之情也带有鲜明的宫帷特色，但无论如何，那种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持久、热烈、专一、相依的神圣美好的情感内涵，的确在李杨悲剧性情感中得以某种“契合”性地闪现。
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史也是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史，正如恩格斯所说，“女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且不说杨妃生前玄宗怎样痴情及杨妃死后玄宗的苦苦遥思，就两人平日相处也志趣相投。史书记载了他们间的两次矛盾，从中也可见出其感情真实:“天宝五载七月，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单车，命高力士送还杨家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举动发怒，力士探旨，奏请载还。”
“妒”被视为古代妇女“七出”之首，可见杨妃不是把玄宗作为帝王来侍奉，而是作为丈夫来要求。
事实上，无论贵为帝妃，还是贱为平民，从人的情感来说，都有其共通之处。
可贵的是在李杨情感中，玄宗基本走出了一般封建帝王性爱的怪圈。
尤其在杨妃死后，其情感更经过了净化与升华。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演出了无数的爱情悲剧，但由于李杨的社会历史角色，人们在观照时就忘记了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情感。
反过来，其真情更为难得，也才有了清人洪升“如此钟情者，自古帝王家罕有”的感慨。
当然，这其中还包括李杨爱情故事所附着的政治历史色彩。
因为李杨之情的特殊性，两人的历史角色规定了他们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政治历史色彩。
玄宗在位的几十年，正是大唐王朝由极盛走向动乱的转折期，因此不少论者认为正是他沉湎女色，导致战乱。
如游国恩先生就说，“(玄宗)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
无论如何，晚年的玄宗无法同时成就他的政治与爱情，以至贵为帝王，保不了妃子;贵为帝妃，一旦被视为丧邦辱国，求一布衣而不可得。
于是，李杨之情似乎就在这沉重的政治罪孽中无法涅槃。这样的历史感在朝代更迭之时总会给文人以更大的心灵震撼，产生强烈的共鸣，而情感的悲剧与政治的悲剧的重叠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必然成为一个重大的题材。
同时，大多数的历史性书籍中也对李杨二人的轶事进行过记载，如《新唐书》《旧唐书》等，由于历史上确有其事，所以李杨二人的故事就存在一个“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双重维度，而文人们也大多热衷于对正史的记载进行再加工和再创作，这也使得李杨故事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以及李杨爱情故事所散发的悲剧色彩。
像是有许多的学者认为，李杨二人是自我毁灭，构不成悲剧冲突，但是其实李杨悲剧的悲剧冲突是无形的，正是个人与社会、人情与政治的诸多矛盾综合，这才造成了李杨的爱情悲剧由来。
李隆基和杨玉环出去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当作历史中的个人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欲得爱情而不得的悲剧，是在乱世中无法获得人生满足的悲剧。
也正是因此从而使得李杨二人的感情上升为一种人生悲剧，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意蕴。
除此以外，由于历代的改编和新作不断，给后代的文人提供了巨大的想象性空间和可以发挥的余地，从而也促使了这一题材的发展。
并且关于李杨故事的历代演绎，卞孝萱先生认为，“只是正史的记载是真实的”。
就像前面说的，李杨题材本身的审美多义性再加上不同时代下的不同审美接受，，因此才形成了多重视角下的李杨悲剧，使得李杨故事这部历史留下的“作品”，在不断被接受、被创造中获得新的生命，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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